中共历史首位双重间谍，死刑后揭示周总理知情

1951年，南京的一间审讯室内，76岁的杨登瀛手握着死刑判决书，向审讯人员屡次解释：“我并非普通的国民党特务，周恩来总理和陈赓都了解我的背景。”这番话虽显得像是死前辩解，却揭示了十多年前默默无闻的隐秘战线故事。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南京正在清理国民党遺留的特务及反革命分子，所有曾在国民政府及相关机构工作的人都受到审查。杨登瀛并没有主动登记自己的情况，结果被群众举报并迅速被抓捕。在审讯中，他坦承曾在国民党任职，但关于与中共地下组织的联络却暂未透露。直到判决结果出来时，他才显得不安，要求找周恩来和陈赓作证。办案人员起初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周恩来当时正忙于北京的政务，而陈赓则在抗美援朝的工作中，这样的证人并不好约。而杨登瀛在无果后，提到了一个关键人物：陈养山。

这一名字使案件有了新的转机。杨登瀛于1893年出生于广东香山，与孙中山同乡。年轻时，他赴日本留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参与了学生和工人运动。回国后，他加入国民党，并是反对蒋介石独裁的左派人士。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加剧，1927年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政变中，许多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被捕，杨登瀛因公开批评蒋介石而被监禁。尽管身陷囹圄，他在社会享有较高人脉，蔡元培等知名人士曾为他求情，上海滩的影响力人物也与他保持联系。这些关系使他最终被吸纳进国民党的特务系统。1928年起，国民党开始围绕反共活动建立情报机构，杨登瀛进入了上海调查系统，负责收集共产党活动的信息。表面上，他是国民党的侦查员，实际上，为中共中央特科提供了难得的进展。

当时，周恩来负责中央特科的整体事务，陈赓则负责重要的情报联络工作。上海的势力错综复杂，旧有的租界、警察、帮会和外国情报机构相互牵制，地下工作一旦出现失误，便会造成相当大的损失。经过周密分析，陈赓认为，杨登瀛虽然名义上是国民党一员，但并不认同蒋介石的路线，且对于上海各界情况十分熟悉，适合成为内线。于是，地下党员陈养山接到任务与他接触，随后甚至陈赓以化名与杨登瀛会晤。

这次会晤虽没有留下太多文献记录，但双方合作的基本条款十分明确：杨登瀛继续留在国民党的情报系统，利用其职务收集信息，并及时向中共提供危险情报。然而，杨登瀛提出地下情报工作需要支出，若没有经费支持，难以持久，中共方面因而为他提供了必要的活动经费和交通工具，并在上海设立了联络渠道。周恩来十分重视这条内线，要求在其身份和安全问题上格外谨慎。

这并非只是简单的“通风报信”。为了让杨登瀛继续获得国民党的信任，陈赓等人有时会向他提供经过安排的情报，使其能完成表面上的侦查任务。同时，地下组织中叛徒、暴露人员和敌方部署也能通过此渠道被及时识别。杨登瀛的最大价值在于他能提前获知国民党内部的行动计划。1930年前后，敌方通过叛徒掌握了周恩来将出席会面的消息，杨登瀛得知后迅速向陈赓报告，成功让周恩来避开了危机。有关彭湃被捕的事情，杨登瀛也设法获取押解和转移的信息，向中共传递消息，但可惜敌人临时更改了计划，彭湃最终于1929年在上海壮烈牺牲，未能成功营救。地下情报的价值并不意味着每次行动都能改变悲剧的结局。

1931年，顾顺章叛变，上海的地下组织光景岌岌可危。周恩来迅速组织撤离，陈赓曾建议杨登瀛离开，但他认为自己并非中共正式党员，留在上海还可能发挥作用。随着顾顺章出卖了杨登瀛与中共的联系，他被捕后在审讯过程中始终不承认关键事实，因缺少确凿证据，加上他在上海多年的良好人脉，国民党最终并未将他处以极刑，但他也因此失去了原有的特务职务，其后就逐渐淡出政治。

解放前夕，杨登瀛已经不再担任国民政府的任何职务，生活陷入困境，之后在南京以摆摊谋生。多年的隐蔽经历并没有带给他应有的荣誉，反而让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清查中成为重点怀疑对象。1951年，陈养山在南京任职，得知杨登瀛的死刑判决后，迅速要求会见。两人经过长达十六年的分离再次相见，杨登瀛终于有了证实自己身份的人。由此，相关部门开始重新调查他的往事，并确认他曾多次为中共地下工作做出贡献，因此原有的判决也进行了纠正。尽管有人提议帮助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杨登瀛却表示不愿意，只希望过着一个普通公民的生活。1969年12月，杨登瀛在南京家中病逝，享年76岁。关于他的历史，许多细节来自于后人的记述与回忆材料，但他在上海的隐秘战线上所承受的风险以及陈赓和周恩来对这条内线的重视，已在中央特科的历史记载中留下了印记。